跨文化工作

谈到跨文化工作这课题，让我想到知行易径很有可能是世界上应用面最阔的心理干预和社会工作实务模形。

我在香港出生、长大和受教育，打从开始修读社会工作和临床心理学的时候，就不断要处理跨文化的课题，首先是如何把主要发展自西方的专业知识应用到以华人为主的香港社会里，后来在香港也为一些外籍人士进行心理治疗，1989年移居加拿大之后，更深入地体会多元文化社会里的人际交往，也开始了对殖民地现实的批判反思，引起了很重要的自我思想解放，在学术理论层次我对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观和文化霸权进行解构，将过往擅长的叙事分析(narrative analysis) 推展到融合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在实务层次亦积累了丰富的跨文化经验，并开始与多伦多大学的同事如Marion Bogo （犹太裔）, Usha George （印度裔）,和更近期的Eunjung Lee （韩裔）等合作开发整合性跨文化心理治疗 (Integrative Cross-Cultural Psychotherapy) 系统，也应用到一般社会工作领域上面去，我与Usha George 在1998发表有关跨文化社会工作的论文，被新西兰社会工作注册局指定为跨文化实务能力的专业指标，我在世界各地（中国、印度、美国、土耳其、台湾、新西兰、泰国、韩国、香港等）进行演讲和培训，参加者包括学者、社工、心理学家、医护人员、企业管理人员等。

知行易径系统在加拿大开发过程中，一直都在一个多元文化的实务环境里，跨文化实务自然成为了知行易径的主要特性，系统背后的多项应变思维开阔了我们的应变领域，包括了文化、性别、宗教、年龄、阶级、性取向、健康状况和能力等变数。

在2010年我尝试结合知行易径和整合性跨文化心理治疗两个系统，应用到跨文化心理治疗、辅导、精神健康和新移民安居服务等领域，并在加拿大、新西兰、泰国、韩国等地开始介绍。